2009年12月，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，年过九旬的王大珩委托秘书恳请与会者：请不要再叫我“中国光学之父”了。这不是王大珩第一次善意推辞。

“我是时代的幸运儿。”王大珩常说，自己顶多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。在他看来，自己所做的工作，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、在国家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完成的，并不是个人的功劳。

1948年，王大珩满怀报国之志回国。当时，国内想制造光学精密科学仪器，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——光学玻璃。

一切从零开始。1951年，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，这是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前身。两年后，这里成功熔制出第一炉光学玻璃，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光学玻璃的历史。

1956年，制定《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》时，王大珩提出中国要做自己的电子显微镜，苏联的顾问认为难度太大，规划时间内中国做不出来，如果要用，可以向苏联买。中科院领导来询问，王大珩拍着胸脯回答：“做得出来！”短短数年，他带领团队相继研制出了史称“八大件一个汤”的代表性成果（“八大件”指8种光学仪器，“一个汤”指融化态光学玻璃），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仪器的基础。

1964年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，其中有王大珩和同事们研制的大型光学测试仪器的贡献。1970年，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发射成功，他和团队研制的对地观测相机，带回了清晰的地面图像。1980年，我国完成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，他参与了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的研制任务……

谈起科研秘诀，王大珩总是说：“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。”回国60多年，王大珩很少发表论文，而经他审定的文章、报告、讲义却车载斗量。说到新中国光学发展史，谈起别人的贡献他如数家珍，提到自己时却总是轻描淡写。

1986年3月，王大珩获悉美国“星球大战”计划后，当即联合王淦昌、陈芳允、杨嘉墀给邓小平写信，提出要紧跟世界先进水平，发展我国的高科技。这封信得到了中央重视，批准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“863计划”）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进步。

退休后，王大珩也没有闲着，一直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，提出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提案，建议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……他说：“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，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。”

2011年7月21日，王大珩先生在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